上世纪 90 年代初的南京，一家小小企业报编辑部里，我和同事 “猴子” 正为一场特殊的 “比赛” 争得面红耳赤。

  这场被我们戏称为 “吵股” 的较量，并非真金白银的交易，而是在纸上勾勒的炒股蓝图 —— 彼时的南京，连一家证券营业部都还没有，我们口中的 “盈利”，不过是基于报纸角落里几行上交所 “老八股” 行情的模拟操作。

  1990 年 12 月 19 日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敲响开市锣，“老八股” 的登场，如同在沉寂的中国金融市场投下一颗石子，激起层层涟漪。对我们这些对长期资金市场懵懂好奇的普通人而言，“报” 上那几行简单的交易行情，就是通往财富梦想的全部窗口。

  我 “选中” 豫园商场，“猴子” 青睐小飞乐，各自设定 100 万的 “初始资金”，在纸上演绎着“买卖”。短短两个月，我们纸上的 “资产” 竟都大幅 “增值”，这份虚无的 “盈利”，让我们天真地以为，华尔街的黄金触手可及，开在虹口区黄浦路 15 号的上交所，就是等待我们开启的提款机。

  那时的我们还未意识到，这场 “纸上谈兵”，恰是中国长期资金市场萌芽阶段，普通民众对财富渴望的真实写照。上交所的成立，标志着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正式起步，而我们这些普通人的空想与探索，正是这一新生事物在民间生根发芽的生动注脚，也预示着一个全新金融时代的悄然来临。

  1992 年，我调入市里的新闻单位，一个新的消息让我心潮澎湃 —— 同事范大师通过证券营业部低息融资打新股套利，已然赚得盆满钵满。然后他用赚来的钱“炒股”也小有斩获。他轻描淡写地说：“如今股票账户上的盈亏，在我眼里只是一组数字的变化，玩的就是心跳嘛！” 这番话，在当时的我听来，充满了对财富自由的向往。

  彼时，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正处于探索发展期，随着证券营业部的逐步增多，一些先知先觉者开始尝到长期资金市场的甜头，范大师便是其中之一。他的经历，折射出早期长期资金市场制度不完善情况下，少数人抓住机遇实现财富积累的现实，也让更多人看到了长期资金市场蕴藏的可能性。

  这家证券营业部的黄马甲领班，是我高一届的校友。他毕业后曾与我同在一个系统，后来南下深圳打拼，还在深交所做过 “黄马甲”，回到南京后加入了本地券商。在范大师的牵线搭桥下，我顺利见到了这位校友。一番寒暄后，1993 年 5 月 8 日，我成功开立了上交所证券账户，从此多了一个崭新的身份 —— 股民。

  这个日子，我至今铭记，它不仅是我个人投资生涯的起点，更印证了中国长期资金市场在短短几年内的加快速度进行发展：从 1990 年 “老八股” 试水，到证券营业部在各地逐步铺开，再到个人投资商开户流程不断简化，中国长期资金市场正一步步从萌芽走向成熟，为更多普通民众打开了参与金融市场的大门，市场参与主体也随之不断扩容。

  开户后，我将 6000 元投入股市，在 90 年代初，这相当于小半年的工资。当钱真正变成股票，模拟游戏的轻松感荡然无存，股价的每一次涨跌，都像一根弦紧紧牵动着我的神经。上班时，股市的起伏如潮汐般在心中翻涌，涨了便狂喜难抑，忍不住感慨 “一天赚三四百，远超工资，还上什么班”，老编辑连忙制止：“赢了开心，跌了呢？”

  果不其然，跌的时候，满心都是懊恼，“一个月工资没了”“两个月工资没了”，分分钟的涨跌，带来的是过山车般的情绪波动。

  那时的股市行情传输极为不便，依赖卫星和专用雷达天线，普通股民若想获取实时数据，除了去营业部别无他法。不久后，证券公司门口出现了售卖特殊收音机的小贩，这种收音机无法接收普通广播，却能语音滚动播报股票行情。当时已有数十支股票，播报一轮需要十几分钟，也就是说，我们要等十几分钟才能知晓自己持有股票的最新报价。即便如此，它仍是股民们的 “宝贝”，许多人抱着黑色的小电匣子，或坐或行，只为那几分钱的涨跌。

  后来，又有人推出了可连接电视接收股票行情的装置。我以帮摊主写稿宣传为诱饵，得到了两台这样的装置，终于实现了在家炒股的梦想。但随着上市公司数量增多，电视滚动行情没有自选股模式，翻完所有股票耗时太久，最终大家依旧是觉得，坐在营业部盯着大屏幕最踏实。

  这段经历，生动展现了早期中国长期资金市场基础设施的落后。从特殊收音机到电视接收装置，设备的每一次迭代，都对应着市场对行情传输效率的需求升级，也见证了长期资金市场在技术支撑层面的初步探索。

  早期的交易流程也颇为繁琐，股民要填单交易，交易单 4 元一份，填好后交由柜台交易员报单，成交情况需看次日交割单。遇上行情剧烈波动，下单窗口人挤人，交易员根本忙不过来，股民便只能无奈等待。直到电话交易出现，炒股才变得相对便捷，正如毕飞宇《推拿》中所描述，连盲人也能参与其中。

  对比如今电脑、手机随时随地下单的便捷，显而易见中国长期资金市场在交易技术上的巨大进步。从人工操作到电子化交易，每一步变革都大幅度的提高了市场效率，降低了投资门槛，让更多人能够便捷地参与到长期资金市场中。

  在营业部，能结识形形的股友，有人用《易经》占卜预测股市涨跌，对了便被捧为 “股神”，错了则黯然失色。随着南京的证券营业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有的营业部还举办股票讲座，收盘后营业大厅甚至门口的马路牙子旁仍人头攒动，大家争论行情、交流心得。

  证券交易的火热，还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：营业部附近的小吃店生意兴隆，卖证券报的赚得盆满钵满，连卖矿泉水的也能小有进账。这一现象背后，是长期资金市场对实体经济的带动作用，而营业部作为核心场景，也逐渐兼具了投资场所与社交空间的双重属性，成为长期资金市场活力的直观体现。

  随着股市日益红火，媒体也开始加大对证券市场的报道力度。当时《上海证券报》卖到 5 元一份仍供不应求，《南京日报》的证券版《股评三家村》深受股民喜爱。为满足股民需求，报社经济部与华夏银行合作，推出冠名专刊《华夏投资》。

  我请老同学、现任南京市书法家协会执行主席朱敏题写报头——那时他已小有名气。“华夏”二字在报纸上套红印刷，还印在名片上。由于 “南京日报专刊” 字样过小，我们外出采访时常被误认为假财经记者。《华夏投资》以高稿酬邀请名家撰稿，权威性大增，让《南京日报》一时洛阳纸贵，连反对炒股的老板们，都看不惯员工上班时捧着报纸看股市。

  然而好景不长，不久股市掉头向下，坊间戏言是《华夏投资》的 “华夏” 谐音 “滑下” 导致股市下跌。加之报社领导认为党报不应大张旗鼓报道股市，审稿时直言 “看不懂”，1999 年 2 月 6 日，《华夏投资》停刊，我在留存的 “绝刊” 上用红墨水写下 “绝刊” 二字以作纪念，报纸 A 版下方 “股市有风险，入市须谨慎” 的警示语，至今仍清晰可见。

  《华夏投资》的兴衰，折射出早期中国长期资金市场舆论环境的复杂：一方面民众对股市信息需求旺盛，另一方面社会对长期资金市场的认知和定位仍在探索，党报在报道股市时面临的困惑与权衡，也反映出长期资金市场在发展过程中与传统观念、媒体定位的碰撞与融合。

  颇具戏剧性的是，1999 年 5 月 19 日，也就是《华夏投资》停刊 3 个月后，“5・19 行情” 突然爆发。在网络科技股热潮的推动下，上证综指从 1100 点下方起步，不到两个月便冲至 1725 点，涨幅超 50%；2001 年 6 月 14 日，更是达到 2245.44 点的顶峰，成就了持续两年的大牛市。股市名人沙黾龙至今仍在微信公众号《股市早八点》中用 “519” 标价卖酒卖茶，纪念这个股民心中的重要日子。

  “5・19 行情” 是中国长期资金市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节点，它不仅带来了指数的大面积上涨，更让网络科技股概念深入人心，推动了长期资金市场对新兴起的产业的关注，也让更多人认识到长期资金市场在资源配置、推动产业升级中的重要作用。

  “5・19 行情” 的喧嚣过后，中国股市陷入了长达四年的熊市。彼时，各行各业都在经历改革，报社内部也变动频繁。炒股赚不到钱，在单位盯盘又提心吊胆，我最终做出决定，写下《卖股票，买电脑，写大稿，勤劳致富》一文，告别股市，到特稿部专心撰写 “大特写”。

  我成为报社最早拥有个人电脑的人之一，借助互联网拓展采访领域，好稿不断，还竞岗当上了主任助理。但内心对股市的惦念从未消失，我始终认为，证券投资是国家层面的改革举措，尽管早期存在黑幕和不规范之处，但不能简单将其归为 “赌场”，股民也并非都是 “韭菜”。

  如今，我已退休在家，有了大把时间盯盘。几十年的炒股生涯，让我经历了中国长期资金市场的风风雨雨，从早期的 “纸上谈兵” 到如今的便捷交易，从懵懂入市到理性看待涨跌。下单买卖对我而言，更多的是一种乐趣，输赢不再那么重要，欢乐与成就感常伴左右，也算老有所乐。

  东方财富2025年度投资报告出来了，说我是“年度投资大师”，“超稀有，人群中仅占0.98%”，净胡说八道，开开穷心罢了。

  回顾我的炒股历程，其实就是中国长期资金市场发展的一个缩影：从 1990 年上交所成立，到如今多层次长期资金市场体系逐步完善；从早期的交易不便、信息闭塞，到如今科技赋能、高效透明；从少数人尝试，到全民可参与。中国长期资金市场在几十年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，它不仅为企业融资提供了渠道，为民众创造了投资机会，更在推动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而我们这些老股民，既是长期资金市场发展的见证者，也是参与者和受益者，我们的故事，承载着中国长期资金市场从萌芽到壮大的点点滴滴，也记录着一代人在时代浪潮中的逐梦与成长。

  王希凌，南京报业传媒集团主任编辑，金陵晚报原编委、编辑出版部主任，搜狐新闻中心名誉主编，南京市作家协会会员、南京市书法家协会会员、南京新闻界书画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、南京颜真卿书画院新闻顾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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